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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君子知道”复旦大学EMBA人文商道讲堂邀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熊易寒教授为我们解惑——中产阶级如何逃脱“内卷”的魔咒。
熊易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副院长
中产数量超过美国总人口一半规模，我们变强了也变“焦”了
中产的焦虑是一个全球现象，这跟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人们对于职业的不安全感有关。美国和法国的经济学家做过研究，经济不平等程度越高的社会，越会鸡娃，鸡娃带来的经济回报更高。中国的“鸡娃指数”要高于国际水平，在中国收入高的地方，教育回报比较高，这和人力资本回报有关，一旦教育投入收到的回报比较高，家长就会更加鸡血，喜欢灌输孩子出人头地的理念。在中国，“佛系”的、会放任孩子、让他们做自我管理的家长相对比较少；威权的、专断的、不太回应孩子需求，而会强势灌输自己理念的家长更多见。这种模式在经济不平等的社会里，占比显著高于比较平等的社会。看起来是文化的现象，其实有更深的经济根源。
在中国人口规模这么大的情况下，容易给人带来非常强的被碾压的恐惧。中国的中产按照比例来讲是比较低的，乐观估计是2亿，保守一点是1亿，占总人口比例不算高，比欧美社会低很多；但是从规模上说，全世界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总共只有13个，中国中产群体的绝对数量已经超过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美国总人口3.24亿人，日本总人口1.27亿人。我国的有钱人已经超过美国总人口的一半规模，高于日本的总人口规模，这样带来的碾压感，对人的心态，对大家的生存状态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焦虑感比其他国家更强一些，但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不焦虑。美国鸡娃指数也很高，所谓的快乐教育是工人阶级的。我认识一个美国名校的教授，他孩子上的精英学校，初中就已经在读《利维坦》。工人阶级讲快乐教育，因为他们基本已经放弃了，再怎么努力学习也很难与精英子弟竞争，精英阶层教育强度也很大，跟我们是相似的。著名的“虎妈”蔡美儿，就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大家关注她的华裔身份，却忽略了她的美国身份，老觉得她是华人代表，而忽视了她生活在美国社会，美国中产也有鸡娃的文化。
社会走向精细分层，“凤凰男”就不吃香了？
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更焦虑？我有个概念叫做精细分层社会，精细分层社会是1998年形成的，在1949-1998，我们是一个扁平社会，没有那么细的分层，表现在几个方面：
1、收入差距小，家庭财产少：大学校长几百块钱一个月，普通工人也有几十块钱一个月，差距不大，大家都没有私人的财产，大家都依靠单位分房。
2、阶层混居：住房通常由单位提供，像复旦老校长陈望道的故居，是变成纪念馆以后才单独围起来的，以前是跟其他教工宿舍连在一起的。校领导跟后勤员工住在一个小区，除了上下级关系还是邻里关系，现在很难想象。
3、中低消费为主：恩格尔系数高，大部分钱用来吃，维持生计，我们消费商品都是消费它的使用价值。
1994年以后，我们开启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企业改制、住房市场化改革对财富分配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1998年以后住房商品化改革。1998年以前，所有的房子都是国家提供、单位分配，听起来很美好，其实并不美好，分配要论资排辈，要长时间等待，住房面积很小。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中国的社会阶层变得越来越复杂：收入和财产差距扩大。收入基尼系数维持在0.5的水平，更高的是财产基尼系数，收入基尼系数已经比不上财产基尼系数，因为收入差距虽然比过去大很多，但是财产对社会结构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两个大学教师，一个人在十年前买了房，一个人相信房价会下跌。后者现在可能有300万的存款，但是他没有房子；前者花了300万买房子，贷款210万，房子现在可能变成1000万。有房一族的财富增值速度显然更快，财产的重要性越来越彰显。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现象，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凤凰男”，就是指来自农村或小城镇、接受过高等教育留在大城市的人。他们受欢迎吗？在当下的婚姻市场上并不受欢迎，但是在80、90年代，这个群体非常受欢迎。那时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很抢手，有一份体面的体制内工作，在外界看来，农村来的说明能吃苦，能考上大学的说明脑子聪明。因此“凤凰男”找的女方家庭条件都不差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那个时候的社会分层取决于工作单位，取决于工资收入，而工资收入由什么决定？主要是人力资本。个人才能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决定收入，家庭没有那么重要。大家都没有太多财产，只要有一个好单位，就有发展前景的保证，很快就可以在城里置业，获得向上的流动、实现弯道超车，可以说“凤凰男”是潜力股。
现在“凤凰男”不那么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现在的社会分层里，工资收入的重要性越来越降低了，更重要的是你家庭的背景，家庭财产很重要。譬如“拆二代”，家里多套房产，工资收入对于他来说微不足道，他只是需要一个工作，对工资的依赖度非常低。这个时候“凤凰男”的受欢迎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衡量社会经济地位最精准的指标：看居住小区
今天的精细分层社会中，人们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变得比较大。国家的统计数据对于财产性收入有低估，因为收入透明度很高，财产性收入不高。对于一个特定职业，你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收入数字，但你大概知道他的收入区间。但是现在财产透明度极低，房子越多的人越不告诉你他有多少套房子。
第二个表现是阶层的居住隔离，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按照一个人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他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时候并不一定完全准确。更加准确的是什么？你住在哪儿。一说你住在什么样的小区，大家就能判断出你大概属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小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往往差不多，越趋同的小区邻里关系越融洽，跨阶层的居住相对来说比较少。
第三，消费社会与消费区隔。中国人已经“拯救”了许多奢侈品牌，在它们即将破产的时候。你到奢侈品商店去看，都是中国人在排队，老外也形成了中国人都是“土豪”的印象，因为我们人太多了。2亿富人只要每年有10%出国消费，就会给全世界带来特别大的冲击力。奢侈品消费不是在消费使用价值，而是消费象征价值。
我们现在财产基尼系数这么大，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房价。炒房的主力军是谁？超级富豪炒不炒房？炒房对于福布斯富豪这样的人来说是“羞辱”。虽然他们的房子比我们贵，比我们大，比我们多，但是它占总资产的比重是很小的，而普通人呢？一般人房产可能占我们总资产的99%，甚至200%。
我们的社会分层越来越细了，同时它又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想象。奔驰车主可能认为自己跟奥迪车主有很大差别，甚至于宝马530车主也觉得自己跟宝马525车主不一样。但是在上层来看，它们都是入门级的；在底层看起来则都是富人。上面的人和下面的人对于这些没有特别高的敏感度，但是中产特别敏感，会把社会建构成一个“吐司”形状，会分得特别细。
中产阶级对社会分层的想象，主要关注在自己的中产阶层。他们也许会关注精英阶层的奇闻轶事，但不会与之比较，他们喜欢跟自己身边的人进行比较。这就逐渐形成中国独特的鄙视链文化。中产的鄙视链可以说是“丧心病狂”：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看动画片也必须是英语原声的，你们家小孩看熊大熊二，我们的小孩怎么能跟你们的小孩一起玩呢？会把我们家小孩带坏的。
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并没有随着中产阶级数量增加，只是趋于集中化
中产阶级在对小孩教育的投资上很多，我过去研究农民工，农民工的家庭也很注重教育，他们会说只要我的孩子能考上，哪怕念到博士倾家荡产贷款借钱也会让他念书，中国的穷人对于教育的认识，肯定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穷人对于教育的认识。但是穷人对于教育的投资有限，第一他们没有多少文化资本，很难指导孩子，也没有办法把孩子送外国去。
中产不一样，他们有一些文化，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有一定的闲钱和时间可以在孩子身上进行投入，就会出现一种抢跑游戏。我们现在基础教育有一个悖论，一方面学校体系在不断减负，小学三年级之前不让做书面作业，不让考试……另外一方面，课外时间越来越投入到教育机构，现在的小孩真的很惨，学习强度很大，每天要跑场，周末基本没有。
穷人家的孩子基本比较开心，农民工子女基本上四点钟左右可以放学，放学以后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因为作业少，他们也不参加任何培训机构。富人家的孩子也很开心。如果你是马化腾的儿子，爸妈还会鸡你吗？鸡不鸡都一样，没有任何产出。最辛苦的就是中产的小孩，他们基本没有童年。
中产家长的集体焦虑在哪儿？中产的规模在迅速扩大，有2亿中产，就意味着有2亿人在跟你竞争。但是实际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并没有扩张，这个在我们国家特别明显，中国优质的教育资源像上海一直集中在徐汇、杨浦，公办名校很稳定，不太变的，高中资源也一直在趋于集中化。上海现在什么格局？“四大名校+七宝”就是所谓的“超级中学”。我是湖南人，湖南在过去很多很好的县级中学，有的学校每年能考不少清北，现在不行了，本地但凡家里有点条件的小孩都到长沙上学，整个地级市都没有特别好的中学，长沙四大名校基本上把湖南好生源垄断了，清北的名额在各省“超级中学”高度集中。家长当然焦虑了，以前考上海前20名的中学都是很好的中学，现在必须进前5，才感觉到这是好学校，这个给家长带来心理刺激还是非常大的。
一方面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另一方面学校会强调减负，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学校教的内容太简单，按照这个难度没有办法进入到“超级中学”，因为“超级中学”如果按照这个难度去招学生的话，是没有办法把最聪明、最优秀、最拔尖的学生区分开的。一定要有难度，才可以把孩子选出来。过去的杯赛就是为名校提供相对廉价又靠谱的信号。
“超级中学”在很多方面已经跟其他中学有非常大的差别。精英的子弟和底层的子弟从很小就不一样，这造成了一个新的焦虑。大学里面尽管还有小镇青年，他们进入大学以后，容易觉得自己缺乏才艺、眼界，有些孩子就会产生自卑感。
为什么中产阶级更倾向于相信阶层固化？
阶层固化是非常流行的概念，谁最关注？中产最关注。中产对于阶层固化有一种执念，关于阶层固化的文章转得最凶的就是中产阶级，农民工压根不关心。其实这个概念从学术上是没有办法度量的。
所谓阶层固化，是不是阶层完全不流动？肯定不是，除非禁止阶层之间通婚，禁止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阶级。确实现在社会流动在变慢，这是不是阶层固化呢？很难说。按照这个标准，全世界都在阶层固化，只要这个社会是趋于稳定的，它一定是社会流动性减速。稳定的社会里，父母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传递，包括智商，包括个人的素养、社会资源、财产、社会关系网络，这些东西都属于被继承。除非出台一个法律说这些东西不可以继承，事实上不可能的。所有的社会都在趋缓，美国人讲“美国梦”处于危机当中，也是这个意思。
社会的流动方式有两种，一是短程社会流动，一是长程社会流动。长程的社会流动大家很关注，这虽然很令人瞩目，但是因为人数太少，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很小的。另外一个就是短程的社会流动，从农民变成一个工人，从工人变成科长、车间主任，这种流动距离比较短，大家一般不关注，但是对于社会结构有很大影响。一个社会要从金字塔的结构变成橄榄型的社会、变成中产为主的社会，就需要有更多的蓝领变成白领、工人变成中产，虽然它的距离不是很远，但因为规模巨大，所以它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可以重塑我们的社会结构。
我们讲阶层固化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短程的流动，为什么中产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对于阶层固化特别敏感？一个是地位错觉，就是主观和客观上，对于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社会阶层位置的偏差。农民工对于自己的地位感知会偏高，因为他比照的对象是自己村里的那些亲戚朋友；中产则倾向于低估，他比较的对象是城市的朋友或者研究生的同学，或者自己的直接上司，低估使得他对于所谓的阶层固化特别敏感。
在观念层面，中产认同社会流动；在现实层面，又担心自己成为社会流动的受损者。他们对于社会流动有一种抽象的认同，认为社会流动代表着社会充满活力、向上、积极。但你一旦问他愿不愿意农民工子女和自己的子女同校、同班、尤其是成为自己子女的同桌，他们的回答都是趋于否定的。一方面大家认同社会流动，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孩子可能会被社会流动冲击掉，所以还是应该有些门槛，应该禁止一些可能对于我们社会阶层地位产生冲击的因素。
中国人对于平等的偏好：更强还是更弱？
中国人对待平等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心态。和欧美人相比，我们对于平等的偏好是更强还是更弱？
一个有趣的例子：美国感恩节期间，由于品牌的折扣很大，顶级品牌价格和二线的品牌价格差会缩得很小，最小的时候可能仅仅是100美金的差距。那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折扣力度对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刺激作用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纷纷去买一线品牌，多花100美金消费升级，这等好事上哪儿找，中国人非常积极地购买。
但是很多白人中产不为所动。难道是因为他们数学不好？我跟他们聊，美国人会说，不是买不起，而是我买了以后同事会认为我升职了。在他们看来，你的服装如果和你的老板是一样的，这是逾越的、不可接受的，但是中国人不然，最基层的员工都可以穿名牌服装，自己开心就行了。
中国人其实有非常强的平等主义倾向的，我们很早就没有贵族社会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特权观念也很强。一方面对于平等有非常强的诉求，但同时特别能够容忍特权，所以我们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渴望平等也渴望特权。
中国的中产阶级有非常复杂的念想，我称之为“三副面孔”：日常世界里的中产阶级；公共舆论里的中产阶级；集体行动中的中产阶级。日常生活里中产最关注的就是“房子、孩子”，能够投资并且确保收益的就是房子，缺乏其他的渠道。在公共舆论中有两股力量很强，一是愤青，一个就是中产阶级。中产特别希望中国体制保持稳定，他们是主流媒体的主要受众，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基本上就是主导了整个舆论，主流媒体就是为中产生产新闻。
中产对于很多涉及到自身财产安全的事，行动是很积极的。意识形态上中产整体偏保守，会跟国家共享很多意识形态，他们对待钉子户的态度比政府还要不友好，因为这些人不拆迁影响了整个片区的生活品质、档次和房产升值。但是中产也经常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杨浦某个小区里面曾经有一个闲置的物业，后来被养老院盘下来了，这些小区居民打标语说“死人院滚出去”，因为老人经常过世、晦气，会影响小区的房价。这种对于养老院极度不友好的态度在全世界都很难看到。
打破中产焦虑，需要营造多元的价值观
中国的中产焦虑症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主要因为我们的社会阶级越来越长了，原来梯子短，你就不那么焦虑；梯子长了就有焦虑，会患得患失：孩子究竟应该在家门口上学呢，还是送到顶尖的民办学校去呢？穷人很痛苦，但是不会很焦虑，因为自由度很低，别无选择。当你面临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选择的时候才会焦虑。
中产在社会结构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但是中产的价值体系和能力体系并没有建立，处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交锋、更迭地带，他们有拜金、攀比的一面，崇尚竞争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有追求个性和解放的一面，渴望从无休止的社会比较和同侪竞赛中解脱出来。
后物质主义追求个性，认为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只要自己幸福开心就可以了，不需要把别人作为参照系，这个心态中国人还没有完全形成。“北大屠夫”陆步轩，当年被报道出来特别轰动，大家觉得北大毕业怎么能去杀猪呢？我们孩子还没有进北大呢，你就把我们的梦想摧毁了！后来有个北大校友很聪明，在中国有名气就是有流量啊，流量就是财富啊，于是给陆投资，合作创立了一个品牌叫“一号土猪”。这个创业果然很成功，陆步轩后来身家亿万了，回北大演讲第一句话还是：对不起，给母校丢脸了。
其实就算他没有成为老总，只是一个屠夫，他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用自己的双手养活他的家人，这是很有尊严的事情。而我们的价值观，认为一旦接受好的教育就必须成功，不能接受失败；而“成功”只能用物质衡量，不能用其他的衡量。这说明我们的价值观还是属于矛盾、重叠、尚未成型的状态。
社会快速的变迁，社会结构不断精确化，有失败感的人越来越多，如果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些出口和干预机制，很容易出现极端情绪。这种极端情绪从个体意义上说有个人因素在里面，实际上还是跟社会结构有一定关系。失业和投资失败的概率提高，有些人一旦到了一定年龄，很难再重新开始，所以针对失败者相应的救助和干预机制很重要。
我觉得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要把焦虑消失掉不太可能，但是可以缓解。首先要解决社会福利，降低社会不平等，其次是重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幸福感而非成就感，个人心态的平和、个人的幸福、个人对于价值的自我定义等。
作为对管理学专业课程的补充，“君子知道”复旦大学EMBA人文商道讲堂秉承“商道人文，融汇贯通”的目标，让学生从人文中汲取力量，拥有大智慧、大视野、大情怀。依托复旦大学强大的名师资源，“君子知道”人文商道讲堂目前已邀请葛剑雄、陈思和、沈志华、许纪霖、吴晓明、哈继铭等校内外名家，为EMBA学生校友分享商道、人文和政经等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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