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自从大学里的“逆向考研”(指“双一流”高校本科生考取“双非”高校研究生)引起媒体关注后,相关报道和评论仿佛是一致的赞许。然而,无论是语重心长的肯定,还是采取理解的态度鼓励,都不能不注意到相关数据显示的基本事实,那就是与“正向考研”相比,“逆向考研”人数的占比很小。以武汉某大学为例,在2022年报到的研究生新生中,“逆向考研”者还不到5%。因此,值得思考的不是这个刚露端倪的现象,而是其中所反映出的问题。
面对“逆向考研”现象,相关评论不约而同将矛头指向了“正向考研”,好像“正向考研”成了盲目追求文凭的典型,而“逆向考研”则打破了“名校情结”,也可以在客观上调整大学的专业配置,属于真正的“理性选择”。实际上,这种看法暗含着极大的误解。
因为人性本身是“向上”的,而好的教育是需要顺应人性的,故教育的本质特征也是引导和鼓励向上的。由此看来,“正向考研”不仅符合人性,也符合教育的本质特征。
符合人性的自我发展,也就是常说的“实现理想”。而“理想”不是简单地憧憬未来,它是怀揣着“未来好于现在”的期待的。至于“好”的标准,可以是向前迈进一大步,也可以是一小步,且每个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但未来要在现在之“上”则是肯定的。
在一个人有能力时,一定是瞄准“正向”的“理想”,而且会将社会的基本共识作为衡量标准。因此,在个别北大毕业生选择卖猪肉而致富后,多数北大学生并没有在行动上加以效仿,仍将考研或出国深造作为未来规划的首选。
行政意义上的“能上能下”并不能简单套用到教育评价上。前者不过是一时的职务升降,是人可以控制和决定的;而后者属于人生的选择,非主观所能预测,因而以顺其自然为好,没有必要过于提倡或过多设限。某些学校在考研辅导时对“逆向考研”的鼓励,明显是误将一时的现象当作教育未来发展的导向。
正向选择多反映社会的普遍标准,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认可度。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有异于这个社会标准的个人选择就不合理。
不过,当下 “逆向考研”现象的出现与个人选择的关系远没有考研大环境的影响大。换言之,社会总体上的“唯文凭论”,以及本科生与研究生招生之间缺乏相互协调,才是导致“双一流”大学考生选择“双非”大学的主要原因,而其中被调剂者占多数也说明,他们中多数人的选择并非完全出于本意,而是面对现实的退而求其次,即多是出于急于“上岸”,好对自己、家人、朋友有个交代的心理和纯粹“务实”的考虑。
从近几十年的大学发展看,上世纪90年代末出现本科生扩招,随后是研究生招生人数增长,现在则是大力发展专业型硕士。这其中固然有满足社会需求的考量,但刺激“逆向考研”的规模扩大,进而影响大学整体教学水平进一步提升的效应也不能忽视。
就理论上说,扩招并不一定导致大学教育整体水准降低,它的前提条件是各大学有实力和余力承担培养责任。从现实结果来看,这个前提条件在扩招之时并不具备,而是边扩招、边完善的。
现在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面临的也是同样问题。大学普遍实行的“导师资助制”(即须有在研的科研项目才有资格带研究生的政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教师只要申请到项目经费就可以“鲤鱼跳龙门”式迅速上位,而一旦轮空,即便是具有几十年培养研究生经验的资深教授,也只好“退避三舍”,或只能以延长项目经费的使用年限作为“权宜之计”。
但应该看到,所有的“权宜之计”都不可能替代符合人性的永恒追求,它充其量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而存在的,“逆向考研”也不例外。
“逆向”读研者,看上去是丰富了“双非”大学的生源,却也实实在在占用了“双非”大学自身学生的升学名额。这样的正负效应两厢抵消后,那些“名校”毕业生仍旧是竞争之下的“胜利者”。所以,人们期待的超越“名校情结”和大学资源的重新配置并不会因此得以实现。
当然,无论是“正向考研”,还是“逆向考研”,对那些“上岸”学生来说,攻读学位都不只限于文凭的“向上”。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他们的整体文化素养和学术水准也跟着“上行”,那才是中国大学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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