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次考研3次博士答辩 作者独家回应“爆火”论文致谢

“我从2005年18岁离开故乡,负笈远游,至今35岁博士毕业,整整17年时间过去。期间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辩…

  “我从2005年18岁离开故乡,负笈远游,至今35岁博士毕业,整整17年时间过去。期间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辩,最终完成了草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学博士等阶段的学习。也曾因学业一度中断,在基层担任第一书记、在多家农业企业打工,曲折废弛难以尽述。”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赵安(笔名“赵安之”)的博士论文致谢意外走红了。上面这段文字即出自其中。

  网友们除了为文中的催泪故事感动外,也对赵安“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辩”的经历非常好奇。

  赵安的困扰也由此而来。致谢文章最初发表在他的个人公众号上,一些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时,用了诸如“考研7次、屡试不第”等与事实不完全相符的标题,引起了部分读者的不适。有人质疑他是否在宣扬一种“学历至上”的价值观,致谢文章是否反映了某种“学历偏执”的扭曲心态。

  “我不希望因为我没把事情讲清楚而引起大家的一些误会。更不希望这篇致谢向社会传递的,是一种焦虑、偏执、撕裂的东西。”赵安说。他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详细讲述了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

  赵安,博士,甘肃省镇原县人,中共党员。先后在兰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求学,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曾担任村支书、第一书记,2016年出版作品集《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

  以下是赵安的自述:

  作为时代洪流中的一粒沙,能得到这么多朋友的关心和祝福,令我倍感荣幸,也有些手足无措。

  这个公众号是我分享生活心得的,虽然每篇文章都写得很认真,阅读量也大多只有3位数。而现在,这篇博士论文致谢的后台阅读量已经有20万了。

  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博士,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流量和舆论。打开留言板,大多数人都是善意和鼓励的,但这么大的流量,哪怕只有百分之几的人“骂”我,我都觉得我会睡不着觉(笑)。

  特别是第一家来采访我的媒体,在题目中用了“考研7次、屡试不第”这样的字眼,让一些读者觉得我的心态挺“扭曲”的,好像除了考研就没有其他人生目标了。

  还有网友担心,我考了这么多次,是不是智商水平不及格?这样的人也能混进博士队伍,会不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还有人关心我的就业问题:“35岁的大叔才博士毕业,会不会毕业即失业?”

  所以我今天接受采访,就是想把我这17年求学的“奇葩”经历讲清楚,回应大家的疑问,也澄清一些网传的不实信息。

  首先,我在致谢的开头就写了这样一段话,“学历只是经历的一部分,并不必然代表什么。任何层面上的探索都是难能可贵的。”但在网传的大多数版本中,这段话被删掉了。

  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虚伪的谦辞,而是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得出的实实在在的结论。

  “7次考研”是真,“屡试不第”不实

  首先要声明的是,“7次考研”并非“7次不第”。

  我在兰州大学读本科,专业是草业科学。虽然是一名理科生,但我成长经历比较复杂坎坷,一直很关心社会问题,考研时就选择了跨考经济学。

  和很多刚挥别大学的年轻人一样,那时的我,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再加上报考时目标太高、跨度太大,一头扎进了“最痛苦”的3年时光。

  我是从大西北半山腰的窑洞里走出的孩子,对北上广有着天然的渴望。大学毕业,我第一次离开甘肃,南下广州,白天给地产商打工,做一些文案工作,晚上回到住处挑灯夜读,准备考研的事情。

  我在致谢里写,那时候我住的是“握手楼”“胶囊屋”。很多朋友不懂,在这里解释一下:所谓“握手楼”,就是当时广州远郊城乡结合部常见的楼,楼间距非常小,相邻两栋楼的人探出窗子就能握住手。楼之间的过道非常潮湿阴暗,老鼠、虫子跑来跑去。然后楼里的隔间又很狭小,才4到5个平米,就像住在“胶囊”里。

  而与我们一街之隔,就是广州的顶级社区。富贵繁华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我常常从窗户看向对面,觉得这是我一生都无法跨越的距离。

  我连续考研3年,最终只收到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学校的通知书。与此同时,我又考上了老家的基层事业编。我选择了后者。

  刚去基层的时候,我心里还有点拧巴。但现在回头看,这3年的基层工作经历重新塑造了我的三观,对我后来的学术方向及研究方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3年的含金量,绝不低于我后来拿到的任何一个学位。

赵安和山区群众察看饮水困难问题赵安和山区群众察看饮水困难问题

  我入职3个月时,恰好赶上甘肃省选派第一批“第一书记”。尽管我当年只有24岁,但时任镇原县城关镇党委一把手的李四科书记很赏识我,以巨大的魄力选派我去担任这个职务。

  我虽然是个土生土长农村娃,但到一个村里去担任一把手,这种艰难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就像沙漏中间的那个小脖子,向上要对接扶贫办、交通办、水务局、电力局,教育局、文广局、能源局、卫健局等等职能部门,所有的政策输入,都要从我这个口经过;向下则要面对父老乡亲们形形色色、众口难调的问题。

  李四科书记经常夸我,说我这书记当得好,我问怎么个好法?领导立马来了一句:当了3年都没挨过打(笑)。

  这些经历,把我的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农业农村问题上,日后我所有的学习和研究工作都不曾离开这个母题。

  在基层历练半年后,我就参加了人生中第4次考研,还是经济学专业。也许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加深了对学科的认识,也许是因为彻底放平了心态,我这次考出了很好的成绩。

  但是刚到年底,我们这个村被列为市委精准扶贫的联系单位,是全镇原县215个村里的“独苗”。县乡两级组织反复酝酿后,决定由我出任村书记,在这个重要的窗口期,我没法撂挑子去读研。

  第5次考研,我又厉兵秣马地报了名,还现场确认拿到了准考证,最终因为当天工作太忙,遗憾没能去考。

  第6次和第7次考研,我做了一个重要转型,零基础开始备考法律专业。

  如果单纯以“考上”为目的,那我这个选择显然是不理性的。但我觉得,如果继续一遍遍地复习经济学知识,纯粹是对宝贵青春的浪费。

  相比于学历,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而我在当时的工作岗位上,迫切需要用法律知识来武装自己。

  在这个阶段,考研早已不是我的人生目的,只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学习和体验的一个副产品。

  就这样,第7次,我考上了兰州大学的法律硕士。在此之前,我还在职读完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硕士。恰好我的3年任期已满,我就心无旁骛地赴兰州读书了。

  7年备考加上3年硕士在读,一共10年时间。前5年自学经济学,后5年系统学习法律。我在30岁前,基本搭建好了自己知识架构的四梁八柱。

  我的这段经历,与其说是“7次考研”,不如说是“7年求索”。只是以考试论,7次有些太多,以求索论,7年则又太短。

 3次博士答辩,无关“学术内卷”

  除了“7次考研”,还有很多人关心我为什么参加了3次博士论文答辩。

  有些还在读书的朋友看到这个很担忧,问我“学术有必要内卷到这个程度吗?”但其实这跟学术内卷没什么关系。

  我博士一共读了4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延期一年”,在博士里基本算正常速度。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涉及农民工权益中的一个“冷知识”——工伤险。

  近几年,大量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涌进外卖、快递这些行业中,他们没法在城里交五险一金,回到农村只能交两险。这两险里并不包含工伤险,但他们恰恰又是工伤的高危人群。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几年,主要就研究这个问题。

  虽然现在论文致谢“火了”,但作为一名研究者,我更希望人们来关注我们研究的这些社会问题,关心身边的民生世相。

  做这类研究,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我一共走访了11个省20多个县,调研了许多行业,除了外卖快递员外,还有矿工、建筑工人、玉石加工工人等。

  虽然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但我第一次博士答辩还是没有通过。第2次再申请,花了更多的时间精打细磨,结果又被毙掉了,这大大打击了我的自信心。

  导师对我说,你的观点总是哗哗哗地涌现,但这些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呢?在诸多师长的费心指导下,我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打磨论文的逻辑链条,终于在第3次答辩时圆满完成。

  博士是国家认可的最高学历,就应该高标准严要求。我的这个过程虽然有些狼狈,但返过头去看,其实也很享受,因为扎扎实实地经历了一场严格的学术训练,在思维体系上宛若涅槃重生。

  这里需要弱弱提醒一句,我读博士时,每个月只能领到1250元补贴。而立之年,上有老下有小,对许多寒门学生来说,坚持到这一步其实对整个家庭都是巨大的挑战。

  希望国家和社会对那些出自贫困家庭、依然怀揣博士梦想的学生,多一些理解和帮助,不要让他们因为几两碎银而中道辍足。

  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

  17年求学,我的经历虽然有点特殊,但也算不上什么“传奇”。如果说有什么能跟广大学子、广大年轻人分享的,大概就是:

  在当前这样一个就业很艰难的大环境中,你可能不得不先去一些看起来没那么“牛”的平台历练。一些朋友会感到沮丧、失望,但我的经验是,这种情况也许并不像你想象中那么糟糕。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被命运安排在什么角落里,都应该努力地去发出光和热,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那这段路就一定不会白走。

  就像我在基层工作的那几年,听起来远远不像在名校读书那么风光。但我不仅在艰难繁复的工作中得到了磨砺,还在没有导师指导、没有项目资助的简陋条件下,根据自己在基层的亲身经历完成了《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这本书。

  如今,我国已经选派了至少数十万名第一书记。但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很少涉及诸如第一书记、基层干部、村庄治理之类的专业知识。很多年轻人来到村里,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就是:这活儿怎么干?

 近几年,陆续有很多地方的第一书记来联系我,自称是《祁村奋斗》的读者,与我分享阅读这本书的感悟和收获。

  这让我非常感慨:多年前我写下的一点不成熟的东西,竟然也影响了这么多第一书记。

  近期,我萌生了再写一本《祁村十年》的冲动。从2012年担任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村合作社理事长,至今已经整整10年了。

  我希望以这10年为周期,记录一个村支书和一个村庄的蜕变,通过丰富的案例,和比当年更严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写出一本对人们更有借鉴意义的书籍。

  相信每一个读者朋友,都有传奇的人生阅历、精彩的人生故事。漫漫征程中,山再高,人为峰,只要我们不停下攀登的脚步,那就会不断刷新人生的高度。

  在对的事情上(绝不仅仅是“考研”),持之以恒地投入心血和精力,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不求速效,相信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的传说。

  文 | 《中国科学报》记者 李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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